编者按
词元经济正在打开经济学中长期被视为“黑箱”的技术进步过程，使知识参与价值创造的方式首次变得可观测、可计量。当前，围绕词元经济涌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呼唤理论研究的前瞻回应。自本报有关词元经济研究系列报道及征稿启事发布后，我们得到广大读者的积极回应，已经收到大量高质量来稿。稿件研究视角多元，反映出词元经济作为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核心议题，已引起学术界与产业界的广泛关注。鉴于报纸版面容量有限，同时为增强研究成果发布的时效性，中国经济时报在微信公众号推出“词元经济研究”栏目，选登部分优秀来稿及后续系列文章，旨在汇聚各方智慧，为智能时代的产业实践与政策治理提供分析框架与决策参考。敬请关注！
■陈波
2026年8月末的数博会举办了一场词元交流活动，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出席活动并作主旨发言。这场活动看似一次常规的行业研讨，实则标记了一个重大变化。词元作为释放数据价值的新路径，刘烈宏用“三个判断、一个转变、四个方向”，第一次系统回答了“词元是什么、衡量什么、往哪里走”这些根本性问题。他指出，词元为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定价、交易和结算提供了重要标尺，打通了数据、模型、算力之间的价值传导链路，正成为智能经济时代重要的基础计量单位与价值锚点。
从“技术计量单元”向“价值释放载体”转变，词元的功能更加丰富，也带来三重更深层次的跃迁。而这三重跃迁叠加在一起，正在酝酿一场比互联网时代的电子商务更为深刻的“主体大扩容”。
01
从技术创新走向产业创新
词元补上了“人工智能+”的最后一公里
人工智能不缺技术突破，缺的是把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价值载体”。目前，全球企业在深层人工智能领域累计投资已达300亿至400亿美元，但高达95%的企业尚未获得实质性回报;全球主要经济体劳动生产率从2008年的3.5%降至2023年的2%，全要素增长率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1.1%跌入负值区间。人工智能技术投入增长，产业回报却迟迟不来。
为什么这样?因为每个环节价值认同无法统一。人工智能产业链极长，从芯片到整机、从智算云到开发平台、从基础模型到行业模型，交付方式花样繁多，定价体系纷繁复杂，缺乏统一的度量标准。结果是“有卖产品的、有卖服务的，也有卖算力、卖数据、卖模型的”，每个环节的价值只针对下一个环节，而最终目的是什么，没有共识，价值认同无法统一，产业组织方式处于混沌状态。
词元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点。它把所有技术、产品、服务统一为以智力服务方式交付，并把词元作为计量单位。这不是简单的统一度量衡，而是确定了人工智能“价值交付”的新形态。刘烈宏对此的判断恰如其分。他指出，词元是数据价值显性化的载体、是算力效能新的产出测度、是模型能力的标准化度量。三个判断合在一起，意味着产业链上原本各说各话的三类主体——数据方、算力方、模型方——第一次有了共同的“账本”。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快速发展，产业创新需紧跟其后。但是从技术创新走向产业创新，把“人工智能+”从“全面”到“深入”实施还有一段路要走。刘烈宏在会上直言，当前词元应用以编程、音视频服务场景为主，面向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化渗透不足，商业模式相对单一，盈利主要依靠基础API调用。这个判断本身就是一种政策引导，下一阶段的政策着力点是推动词元从通用对话向千行百业走深走实，让人工智能的应用不断嵌入更多的业务流程与生产流程。
词元正推动人工智能从技术创新走向产业创新，这只是第一重跃迁。词元正在撬动的第二重跃迁，是让数据这种最难交易的生产要素，第一次找到了可计量、可循环的价值通道。
02
从“价值共识”到“价值循环”
词元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找到路径
数据被确立为第五大生产要素，至今已有六年。数据的价值有目共睹，但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和发挥一直苦于价值循环难以实现。问题出在哪里?
青岛数据集团首席数据官赵传启的观点切中实质。我国数据总量稳居全球前列，真正的卡点不在供给不足，而在价值链不连贯。我们始终用粗颗粒的“数据集”作为流通标的，却要完成精细化的要素配置与价值定价。
数据要实现从资源到资产、从资产到资本的跃迁，每一次都需要一系列创新。资源化解决“能不能用”的问题，资产化解决“算不算数”的问题，资本化解决“能不能增值”的问题。现实是，大量完成入表的数据资产因非标属性强、估值无共识，始终停留在账面，卡在资产化与资本化之间。
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看，症结更加清晰。数据能否进入市场，不仅取决于潜在价值，还取决于搜寻、议价、签约和履约的成本。传统数据交易的“难拆分、难定价、易复制、难追溯”，共同后果是抬高市场交换成本。颗粒错配带来的协商成本、价值测度带来的信息成本、权利控制带来的履约成本，这些都是阻力。
词元正是在这些关键点上显现意义。它把交易单元从数据集拆解为调用量，使需求方能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购买，降低前置投入和长期绑定程度，弱化双边依赖形成的锁定风险;它把“使用了多少”从模糊状态转化为连续记录，使调用次数、调用规模成为可观察的交易信息，降低了测量环节的信息成本。
需要强调的是，词元不能包打天下。它承担的是交易行为的计量与记录功能。产权制度回答“谁有权交易”，可信数据空间控制“如何使用”，数字合约解决“按什么规则执行”，词元则回答“用了多少”，四者结合才能系统降低交易后的监督、核算与履约成本。这种明确的功能划分和功能定位，恰恰需要政策上做精细化设计。
基于词元的计量，“调用即流通、计费即结算”的新型交易范式得以成立。无须直接交易原始数据，即可在商业化应用闭环中完成数据价值的规范化释放与规模化变现，为破解确权难、定价难、流通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
政策层面的突破同样关键。2026年6月，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首次将“探索词元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写入国家顶层设计，提出构建以词元为基础、可量化、可定价的数据价值体系。这标志着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入以“标准化产品”和“新型交易模式”为特征的深水区。
数据，从“账本资产”到“流通资本”，差的不是价值认定，而是一整套让价值流动起来的制度安排。词元，就是这个制度安排的技术底座。
当数据价值开始流动、产业分工逐渐成形，词元自身也从“计量工具”蜕变为一个全新产业（300832）的基石，这就是第三重跃迁。
03
从产品分类到产业门类
词元经济是一个正在成形的全新产业
第三重跃迁最为深刻，也容易被低估。
在一般理解中，词元或许只是人工智能产业内部的一个“产品分类”，甚至是模型厂商的一个计价选项。但会议的讨论清晰地表明，围绕词元的生产、流通、消费和服务，每个环节都在发生创新，创新之密集、分工之细化，已经形成一个全新产业的雏形。
生产环节正在工业化。词元产业链已集聚算力租赁商、模型厂商、数据服务商、专业服务机构等主体，在实践中演化出不同类型的“词元工厂”形态：有的以大模型智算集群为底座，聚焦降低词元硬件与能耗成本;有的依托基础大模型与推理优化能力，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词元服务;有的立足行业数据集优势;有的发挥独立第三方技术专业服务优势，推进词元聚合分发。
流通环节正在市场化。广东词元交易和服务中心于7月31日挂牌成立，在流通和服务侧实现资源汇聚、标准统一、第三方审计、惠企政策直达等，让好的词元能卖出好价格。青岛首例词元交易的意义被概括为从“资源交易”迈向“价值交易”。以前是“论堆卖”，现在是“按斤称重、明码标价”。
消费环节正在分层化。商业模式已形成从按量收费、卖Token、积分制，到按工程流程或按结果付费，再到以“数字员工”方式订阅服务的完整价值光谱。不同场景的词元价值差异巨大--通用对话中百万词元只有几块钱，医疗、金融场景中可能高出十倍乃至数百倍。
服务环节正在专业化。词元经济是以词元为核心计量单位的资源配置新形态，涵盖生产、流通、定价、消费和分配五大环节，兼具“数据”与“服务”双重属性。作为“数据”，需要统一的计量标准，需要设计产权登记及交易的制度;作为“服务”，需要服务质量评价制度，需要分级分类治理、持续保障满足客户的需求。这种“双重属性”本身正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的体现，词元源于数据，却超越了数据，进入了产业，释放了价值，这构成了一种新产业形态的表征。
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提出，词元经济是智能经济的核心子集和价值枢纽，是其中创新密度最高、迭代速度最快、产业牵引力最强的部分。各地多种形式词元工厂的出现就是产业界对词元经济预期的有力回应。
也正因如此，刘烈宏在明确产业生态方向时，给出了冷静的提醒：推进词元工厂规划建设要坚持因地制宜、务实推进，避免一哄而上、盲目建设。这句话体现了对这个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政策关切。
然而，前三重跃迁指向的都是“产业如何升级”。最容易被忽略、却也最具社会冲击力的第四重跃迁，是词元正在引发一场“经营主体的大扩容”--就像当年互联网催生了千万网店主一样，今天词元正在催生一个能力更强、数量更大的全新经营主体群体。
04
从“网购催生网店”到
“词元催生新经营主体”
这才是最值得期待也容易被低估的一重跃迁。
先做一个历史的类比。互联网刚出现时，许多人以为它不过是“更快的邮件和更大的图书馆”，却没有预见到移动支付、短视频、云计算、外卖平台、网约车、在线教育和全球实时协作。电子商务和网络购物带来的，远不只是一种新的购物方式--它把“开一家店”从需要门面、选址、装修、压货的重资产行为，变成了人人可及的轻资产行为，由此催生了数以千万计的网店主、快递员、外卖骑手、主播等前所未有的经营主体与职业种类。市场经营主体数量的那一次大扩容，正是互联网经济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今天的智能时代，正在重演同一幕，但在两个维度上实现了质的飞跃。
第一个维度是能力大幅提升。
互联网时代的网店主，本质上仍然是“人”在经营--选品、上架、客服、发货，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人力投入，一个人的精力终究有限，能管理的店铺规模和商品品类存在天花板。一个熟练的网店主，最多同时运营三五家店铺，服务几百个客户。
而智能时代的新经营主体，是一个人加上一群AI智能体在工作。写作、编程、设计、数据分析、客户服务、财务记账--传统需要一个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一个人借助AI工具链即可独立完成。更重要的是，这些AI智能体不需要休息、不会疲劳、可以“7×24小时”持续运转。一个人可以同时管理数十个AI智能体，服务于成千上万个客户，其产能和效率远超互联网时代的任何个体经营者。北京大学教授陈玉宇对此有一个精辟的观点：人工智能最重要的经济含义，不是把旧工作做得更便宜，而是把大量过去不存在、不可行、太昂贵、太分散、太小众、太难组织的产品和服务，推入人类的可行集合。它降低的不是某一项技能的门槛，而是认知成本、沟通成本、试错成本、匹配成本和组织成本的总和。这意味着，一个位于三四线小城的个人设计师，通过调用全球顶尖的图形AI，可以为国际品牌提供一流方案;一个没有任何编程经验的创业者，借助AI代码生成工具，可以独立开发一款应用程序。竞争将更取决于核心创意与调用能力，而非资本规模与地理区位。
第二个维度是数量继续扩大。
互联网时代催生的经营主体以“千万”计--中国网店数量超过2000万家，活跃电商卖家约1000万，带动就业人口超过5000万。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数字。
但智能时代的潜力远不止于此。一方面，互联网时代的创业仍然需要一定的启动成本，如电脑设备、网络带宽、平台入驻费用、初期库存投入，对于许多低收入群体和偏远地区居民来说，仍然存在门槛。而智能时代的新经营主体，启动成本大幅降低，一部智能手机、一个AI账号，就可以开始提供服务。数据已经印证了这一趋势。截至2025年6月，全国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已突破1600万家，占据全国企业总量的27.4%;2025年上半年新注册286万户，同比激增47%，占全部新注册企业的23.8%。同期，美国无雇员企业已达2980万家，贡献1.7万亿美元营业收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据还只是智能经济早期的“前奏”--随着词元成本的持续下降、AI工具的进一步普及，这类新经营主体的数量有望在未来五年内突破5000万家甚至更多。
另一方面，前述创意和创意的实现，门槛前所未有地大幅降低，这使得更多的创意逐步变成现实。创意的实现不仅相比过去成本大幅度降低，而且创意实现的效率得到极大提高。最终，大量创意将成功转化为新的产品和服务，更多以前没有的产品和服务或者以前价格高昂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快速、大量地进入市场。
王坚院士认为，人工智能的变革远远超出电商或者其他变革，堪称自电发明以来最大的一次变革。词元推动人工智能从“工具的革命”升级为“革命的工具”，其产业影响远超电商、互联网等传统变革。
两个维度的叠加，意味着智能时代催生的不是互联网时代的“升级版”，而是一种全新的经济组织形态。工业时代管理工厂，互联网时代运营流量，而在智能时代，越来越多人将成为智能生产力的组织者--一个人可以组建由数字员工构成的“单人公司”，其产值和影响力可能超过传统意义上的小型企业。
当然，风险也不能回避。不同企业调用能力的差异将被技术放大，可能导致“K型分化”，企业分布从“橄榄型”变成“杠铃型”--传统的处于中间地带的企业面临来自两头的挤压，大企业仍保持技术及用户上的天然优势，众多新生小企业以灵活性、创新性占据各种细分的、差异化的市场需求，传统的处于中间地带的企业面临不得不转型的压力。“公平普惠”必须成为词元经济的政策底色，一套让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上、用得好”的制度安排正在同步构建。
05
从服务千行百业到壮大新经营主体
回望这次会议，其深层意义或许可以概括为四句话。
第一，它完成了一次认识论上的校准。会议明确了一个重要转变--词元正加快从供给端的技术计量单元，向需求端的价值释放载体转变。这意味着“不能只看规模，更要看算力与数据是否转化为高价值词元”成为新的共识。我国日均词元调用量规模领先已经实现，下一步的关键是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引领”。
第二，它确立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新抓手。从“资源-资产-资本”的跃迁，到“供给创新-交易流通-生产服务-应用创造价值-价值分配再投资”的五阶段循环，词元把数据价值实现过程，变成了一条可观测、可计量、可核算的链条。
第三，它宣告了一个新产业的成形。从生产、流通、消费到服务，围绕词元的全链条分工已经清晰，词元经济正在成为智能经济的核心子集和价值枢纽。
第四，也是最深远的一重意涵，它正在开启一场比互联网更深刻的经营主体大扩容。它催生的新经营主体，能力远超互联网时代的网店主。一个人加上一群AI智能体，可以创造出传统小团队都无法企及的产出;数量也将远超互联网时代的网店主。零启动成本、人人可及，未来五年有望突破五千万甚至更多。一场比互联网更深刻的主体大扩容，正在发生。
度量衡从来不只是技术装置。这次会议最深远的意涵或许在于，它不仅立起了一把新标尺，更在标尺立起的同时，看到了交易规模化;交易规模化了，市场才能真正活起来;市场活了，基于价值分配的全新商业模式才会源源不断地涌现。与此同时发生的是，经营主体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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